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栎艾梅 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企业重新办社会是市场行为  

2012-05-10 16:27:40|  分类: 散文随笔杂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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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,企业给员工提供了住房、食堂、小卖部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、澡堂等几乎所有生活设施,实行福利性的低收费,不讲求效率和产出,造成人员繁冗和效率低下,不但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低、质量差,还成为企业经营的沉重负担。

  现在重新办社会,是企业出于留住人才、发展人力资源,从而利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,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市场行为,会最大限度地考虑投入和效率,依靠可控的成本实现了高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,从而获得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。

  广东佛山,志高空调有限公司创办的7层医疗大楼里,内科、外科、男科、妇科、耳鼻喉科、牙科一应俱全,可拍X光,能照B超。记者没碰上志高的员工。“如果这里挤满公司的病号,老板该愁了。”分诊处的护士说。

  江苏江阴,每天早晨,女工陶燕带着4岁的儿子淘子来到她工作的阳光集团,把儿子送进企业自办的幼儿园,然后去修布车间上班。“宝宝跟着幼儿园的阿姨学会唱好多儿歌,认字、数数都不在话下。”她说。

  广州白云区,欧派家居集团的宿舍区。午饭时分,物流部员工林玉宏、刘林丽两口子在家里招待一个朋友。“公司提供的夫妻房,电视、空调、家具都有,朋友来了也有地方睡。”林玉宏说,“整个厂区就像一个大院,大家没事会串串门。”

  20年前供职于国企的人,看到上面的场景应该感到很熟悉。那时的企业几乎提供了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一切保障。而这种“大而全”、“小而全”的组织结构是当年国企改革所反对、所剥离的。如今,不少大企业,不管是国有、民营还是外资,又在做着貌似企业办社会的文章。在人口红利日益减弱、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、企业转型压力加大的当下,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企业为何“重操旧业”?

  以前打工,自己找地方住。现在没有员工宿舍,根本招不到工人

  广东珠海,鹅槽山下,坐落着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生活区——康乐园。一进大门,豁然开朗,一个足球场与几个篮球场相邻,后面是318层的双电梯楼房。这是已婚员工的过渡房。车队司机宋瑞峰一家三口住在其中一个二居室。

  “我们住的算是大户型,60平方米。空调、电视、床什么的,公司都给配齐了。一个月的房租、水电费、电视费300多块就够了。”宋瑞峰说,“如果租附近同等面积和设施的房子,每月得两三千。”

  医务室、图书馆、游泳池、超市、银行、电影厅等场所在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康乐园里都找得到。在其西面,步行不过10分钟,斥资4亿元的康乐园二期正热火朝天地盖着,包括2016套夫妻过渡房、612套大学生公寓。

  另外,记者近日走访的国机集团、格力电器、欧派家居、志高空调、捷普(广州),以及近年来见诸报端的比亚迪、中芯国际等不少大企业,不管国有、民营,还是外资,在员工生活设施的建设、投入方面都不遗余力。

  “以前,你来我这里打工,你自己找地方住。现在,没有员工宿舍,根本招不到工人。这个投入是必须的。”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说。

  “一个农家子弟来我们企业干了十多年,已经是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了,要求住得好一些,要有空调、有网络,这些是我们能够并应该承担的。”广东欧派家居集团董事长姚良松说,“现在的‘企业办社会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。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。国家富强了,社会进步了,企业发展了,工人还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,是不合理的,是我们企业的耻辱。”

  二代农民工除关注报酬以外,更关注发展前途和受尊重程度,企业得想方设法去满足

  捷普电子(广州)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司徒伟中是新加坡人,没事经常去广州的游戏场所看年轻人爱玩什么。“今年要搞几台游戏机、跳舞机、打鼓机回来,在运动场边开辟一个游戏厅。”他说,下一步准备建孕妇休息室以及哺乳室。“今年是龙年,孕妇会很多。”

  “现在的工人不像以前,工资准时发就行。现在他除了要求工作、生活条件好之外,还要心情愉悦。有一次有个车间的主管错骂了一个工人,工人受不了,又哭又闹,最后主管跟他郑重地道歉才行。”姚良松说。

 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雇佣4万多农民工,管理层将之看作“重要的利益相关方”。该集团最大的一家海外工程公司CMEC,在马尔代夫项目现场建有约1.2万平方米的生活营地,包括南北风味食堂、各种娱乐场所、生态公园、水上咖啡厅等。“让员工唱唱歌、看看电影、打打球,十分必要,但还远远不够,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做人有尊严、未来有奔头。”董事长任洪斌说。

 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建龙表示,企业都想留住人才,培养熟练工人。“现在的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,除了关注报酬以外,更关注自己的发展前途,以及受尊重程度,逼得企业想方设法去满足。”他说。

  现在的“企业办社会”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的,是一种螺旋式上升

  “在保持企业自身发展后劲的同时,也达到了社会效益的最大化。”对于当前不少企业重新兴起的“办社会”行为,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沙振权认为,“值得肯定”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,企业给员工提供了住房、食堂、小卖部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、澡堂等几乎所有生活设施,并且实行福利性的低收费。“我们现在这样干,是自己需要办,跟20年前有本质区别。过去这样做,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这方面的保障,上面要求企业这样做。我以前在广西一个不到1000人的厂当了6年厂长,什么都要有,最可笑的是,连派出所都要我们干,所长由我们任命,枪也要我们出钱买。”朱江洪说。

  随着改革开放和国企改革,企业逐渐剥离掉这些社会服务职能。沙振权认为,现今企业办社会的性质跟以往“生产、生活一肩挑”的模式有三点不同。

  首先从主体来说,前者主要是国有企业,而后者是以民营、股份制大企业为主。

  其次,从目的看,前者提供这些服务,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要求来办,本身并不讲求效率和产出;而后者是企业出于留住人才、发展人力资源,从而利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,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市场行为,会最大限度地考虑投入和效率。

  第三,从实际效果来看,前者由于不讲求效率和成本—产出核算,形成了人员繁冗和效率低下,不但为职工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低、质量差,还成为企业经营的沉重负担;而后者则依靠可控的成本实现了高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,从而获得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。

  “这两者的区别归根结底,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。从本质上讲,以往的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,而现在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,是一种螺旋式上升,是进了一大步的。”沙振权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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